寫在一陣漣漪之後──覆答親友詢問「對趙剛與朱宥勳在陳映真文學上的討論的看法」

起因與內容

2016年09月06日，我的Facebook massage上跳出了一則訊息。有親友告知：「現在台灣文學出現了新的一波論戰」，並且與我和家父有點關係，這場論戰裡頭還牽涉了楊翠、陳建中、藍博洲、趙剛等學者，如果我「有興趣的話應該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看到這段訊息的當下其實有點丈二金剛摸不著頭：有什麼「台灣文學的論戰」會和我這個不問世事的邊緣人相干？當時還有在頻繁使用Facebook，透過其他管道，查到了事情的原委，這也才明白為何親友會說，這是一場與我和家父有點關係的「論戰」。

事情的起因要說到東海社會系的趙剛老師在台灣獨立媒體苦勞網刊登了演講稿〈「不合時宜」的陳映真文學〉，提到他在近年研究映真先生小說的心得，以及他對於映真先生文學與人格的推崇。時隔一週，清華台文所，同時也是知名青年小說家的朱宥勳，在聯合報刊載了〈趙剛教授，您或許還是需要一點台灣文學〉，列舉台灣文學史上的諸多先賢先烈，其中還特別介紹了與映真先生生命經驗、人格相近，甚至亦可作為典範的郭松棻，直言趙老師在台灣文學史認識的淺薄。

網路消息的傳遞是快速的，沒多久趙老師透過友人收到了朱君的評論，並且受友人之託，要寫一回應。但趙老師只是在自己的Facebook頁面寫了篇長文，並未透過其他網路媒體公開發表。其後，朱君也透過Facebook頁面，答覆了趙老師的回應。而這段交鋒也在某些學術網絡中有了一些碰撞，一些台灣文學的研究學者也紛紛跳出來，或聲援、或表示立場。

然而必須要說的是，這些語彙的針鋒相對，就我所知並沒有因此在什麼大的媒體平台發酵、激盪，也就是某幾位師長、先進在自己的社群媒體各陳其詞，而且時間過得很快，煙雨無痕，如是要說以「論戰」稱之，我自己覺得不妥，要知，不論鄉土文學論戰、科學與玄學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都是影響一代學術、社會日後的發展；那幾日的筆仗，是否有影響到後續台灣社會看待映真先生的小說、台灣文學的創作呢？我不太清楚。不過不可否認，這幾天也確實激起了一些水花，標題才會以「漣漪」稱之。

既然只是一場漣漪，為何在過了602天之後，我還要費神寫這篇回應呢？

也正如同親友所說的：這與我和家父有點關係。家父曾任職人間雜誌社與人間出版社，與先生的交誼是我從小耳聞。我自己自2016年5月以來，到今天進行的幾次出版編輯工作，某方面來說，確實和先生有些關係。尤其最近的工作成果《遠行的左翼戰士》，就是紀念先生逝世的悼文集。如果要說范綱塏和這個傳統沒關係，這不是說謊就是數典忘祖了。既然有關係，自然要放在心上。

我雖非文藝評論專長，我也並非一個認真、用功的閱聽人。但我想就我自己最直接、最主觀的感受，對於映真先生的人與文，提出我的看法。由於事情經過也有一段時間，我想，接下來的文字，就針對趙先生與朱君的論述，分別說明，接著表述我個人粗糙而淺薄的觀點，以回應親友當時的提問。

寫作與人格的典範──「不合時宜」的陳映真與其文學

爭論的起點來自於趙老師的那篇〈「不合時宜」的陳映真文學〉，文中趙老師首先提到先生是賡續五四以來傳統的文學家，透過文學創作達到某種政治目標的影響與社會變革的手段，透過文學「戰鬥著」。並且以儒家傳統「智仁勇」三達德，對先生在文學與人格上高度的推崇。「智」者，是先生透過小說反省台灣，個人與社會的思想議題：從個人生命的出路，到現實環境結構，在先生的小說中都可以看到這些痕跡；「仁」者，是先生的「後街」視角，對於勞苦擔重擔的、禁聲被壓迫者與壓迫者的，帶有「愛」的關懷；「勇」者，是先生不斷透過他的寫作「戰鬥著」，不論改朝換代、將相興亡，先生一貫的（尤其最常被討論的），對民族、環境、政局的關懷與批判，從未因他身陷囹圄或是遭逢迫害而改其志。我想不只是在文學作品，甚至人格，都是令人感佩的，也無怪家父常言：「如果沒有遇見陳映真，不會有今天的我」，足見先生在同輩人心中的重量。

2010年，我尚在東海校園求學，有這個機會旁聽趙老師初次開設對於映真先生小說的討論課程，除了幾次的作業缺交和缺席，在那4個月之中，和老師與幾位哥哥姐姐，倒也第一次把先生一生創作的34篇小說從頭翻閱了一遍。必須要說的是，沒有文學理論的我，閱讀先生的小說，總感到很晦澀幽暗，裡頭感覺上充斥了各種的象徵，卻不清楚要說的是什麼。在趙老師和學長姐的相互討論後，才發現先生文章之中的「密碼」，也因為這堂課，和家父有了更多的話題可聊，對於日後在其他的文藝閱讀上，也有了別的觀察的視角。

其後我也收到趙老師《求索》與《橙紅的早星》二書，此二書把課堂上對先生小說解釋的浮光掠影做了更完整的交代，慚愧的是，至今仍置放在書架上，鮮少翻閱。

文本與文論──「藍色窗簾」的盲區

在朱君的觀點上，趙老師的解釋，顯然有「過度解釋」之餘。並且說道他過去已經針對這種過度解釋有所闡述，因此在〈趙剛教授，您或許還是需要一點台灣文學〉中就「不再贅述」。其後就開始針對趙老師的文章展開批判。

「重要的日曆缺了一部份」，這對歷史系的學生來說有點障礙，那篇對過度解釋的評論是什麼？和今天的批評有關係嗎？網路上遍尋不著，只知道是刊登在一份名為《秘密讀者》的書評雜誌上，而且只有電子書販售。從行文到命名，果然很秘密，沒有文獻，沒有說話的基礎，無法，這篇回應也就只好一直延擱下來。

直到今天，我在二手書店找到了《秘密讀者》的集結作品：《讀裁讀儕的肚臍》（最後的肚臍要用閩南語，方能展現書名的韻音），找到了那篇〈為什麼過於熱愛作家是危險的〉，這才有了機會重新整理這篇回應。

朱君此文主要針對2014年出版的《求索》進行論述，文中對趙老師貼讀先生小說，鉅細靡遺的觀察，首先給予讚揚，但這樣的貼讀與解讀，有其盲點。朱君以趙老師對〈祖父與傘〉和〈我的弟弟康雄〉兩篇，提出「細節詮釋」與「角色理解」的界線與極限。並指出趙老師對「祖父的傘」象徵左翼黨人傳統，以及先生所描寫的，康雄的姊姊日後嫁入富貴人家，是一種墮落的象徵，有「過度詮釋」之感。如果用今天的網路用語來說，這樣的文句正是種「藍色窗簾」的寫作──言者無心，聽者卻太過在意。

也正是接續這樣的邏輯，或許朱君在看到趙老師又讚揚先生的文章時，才會延伸過去的「過度詮釋」之說，直言趙老師缺乏「台灣文學史的識見」，要好好的補個課（憑良心說，對於我枯燥而貧乏的知識，我也藉此補了課）並且在裏頭提出日後兩人又再一次相互交鋒的論述：包含台灣文學史的分段、「現代主義」的文學元素，以及因此對先生文學造成的影響。朱君在最後一次對趙老師的回覆，用了很多的引證，回答了這三點（是的，我又借了一次機會補了課，雖然我不知道我吸收了多少）。

兩相交鋒，到此為止。至於孰是孰非，嚴格來說，過了602天，我沒辦法下定論。

歪斜線──無法對話

是的，我無法下定論，因為這兩者討論的基礎與面向，基本上不一樣。

回過頭去看兩人的文章論述，雖然都是談小說、談小說家，可是要陳述的東西卻有所差異。趙老師藉著對先生小說的研究，要說的或許正如朱君所言，更多是藉由文本對於現實社會的映照以及自身思維的再整理，也正是因為這近年的研究，改變了一個社會學學者的世界觀以及知識系統──如果撇開「好壞」，這對於人的慣性生活狀態（如同趙老師所言「知識的反叛」），確實付出很大的力氣（偏執如我本人者蠻能感受這種困難的），不也是讀書為學，「致良知」的目的嗎？

朱君將先生的小說拆解成客觀文本，據理而言，也不該說是錯誤，前面說的「藍色窗簾」，在網路使用人眼中本身是個笑柄，微言大義有時候是狐假虎威，但是老虎真是這般面貌？「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學術研究是該如此。是故家父閱畢朱君文章，也給予了肯定，並且告誡了我：「你看，他跟你同年，念的書比你紮實、廣博，你應該加把勁啊。」

既然論述的出發點不會相同，自然也不會有所交集。

再加上先生生命經驗的特殊性：曾經對於社會主義的嚮往，不得國民黨政權的容許；其後力促兩岸民族的統一團結，又牴觸民進黨政權台獨建國的綱領。真正在小島上兩面不討好。尤其後者在今天的社會環境下，先生的文學與行動，難免讓人「心存疑慮」。2006年台大歷史系系學會舉辦夏季營隊，當時先生與龍應台筆戰「請用文明說服我」，與我同隊的女同學看完先生的文章〈文明與野蠻的辯證〉，帶著某種驚慌的口氣說了「他是共產黨吧？」，這是當時台灣社會缺乏的思維內容，現在是否好點了我不太清楚。但也明顯的反映了先生在其後台灣社會，那種「孤行」的身影。

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讀者」的責任

有親友或是其他會人提問：所以綱塏，那你自己也看了陳映真34篇小說，你又怎麼看待這位文學家，以及他的作品？

《批判與再造》雜誌社杜繼平老師有言，先生的小說是意念先行、文以載道的模式。先生透過他筆下的人物：蔡千惠、葉春美、林武智、林德旺、猶大、阿都尼斯、賀大哥……，先生借他們的口，訴說他對這個社會的觀察、告誡著讀者應該起身而行，當然我不該向朱君說的「過度詮釋文本角色的功能」，但這是在這一連串的出版編輯工作以來，我得到最直接，也是觸動最多的感覺。在者，先生如果只是一個作家，他何須要散盡家財，籌辦《人間》雜誌，讓台灣人看到支撐著「經濟奇蹟」的「後街」？為何在晚年編纂《人間思想創作叢刊》、《人間政治經濟學叢刊》，還要費盡心力研究社會科學理論，只為了找出台灣的「社會性質」？這是先生不只是一個作家的緣故，更多的是要藉著文學，號召更多的人，共同來戰鬥。

而確實，先生真正感動到了閱讀他小說的人，投身了社會的變革與關懷──至少我身邊就認識兩位有志青年。這也是我認為，當一個讀者了解了作家的內涵後，他所應該盡的責任。

結語

映真先生自2016年11月22日辭世，至今已有年餘。但關於先生的討論，並不會因為他的離去而終止。映真先生留下的不只是他的文學，還有他行動的足跡，以及對台灣社會有著思想高度的提問與觀察。映真先生不只是個「小說家」而已，他是社會實踐的行者，他用他的奶血餵養了那個時代，如家父，和一些從小照顧我甚多的叔伯師長。而立之年的我，雖然曾經說著「應該遞補上先生的缺口」，面對一事無成的現在，這樣的話與又顯得太過輕率、而不負責任了。

先生的生命是一盞燈，照亮一條路。走筆至此，在那陣漣漪之後，我覺得該想的不該只是怎麼把文章寫好，而是改變我們自己以及週邊，那怕只是一個人、一件事、一間屋、一瞬間。

以上敬覆

范綱塏2018/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