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觀」之爭端
2014年2月10日，教育部公布新修訂「錯字勘誤、內容補正及符合憲法之檢核」之歷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課綱)，預計於2015年8月實施。然審議過程充斥矛盾，課程內容在民族、國家、史事之論述上，亦有許多令人感到疑惑之處。遂引起歷史學界、社會輿論的不滿。2015年5月1日，自台中一中「蘋果樹公社」學生對本次課綱發出抗議，全台高中生開始進行串連行動，聯署、座談、抗爭。並自同年7月5日至8月6日間，數度集結於台北教育部，對政府行事強橫表示抗議。運動的過程中，有一個名詞被不斷的提出討論。及本次的課綱，是在何種「史觀」之下編寫而成。遂有「中華民國史觀」、「中國史觀」、「臺灣史觀」，以及如公告所言「符合憲法之檢核」的「憲法史觀」。
就輿論的爭端看下來，所謂「史觀」的討論，似乎是指的是編寫歷史的人，是站在什麼樣的傳統，或是階級位置，以現代的身分來重新書寫過去，企圖凝聚或是型塑某個集體記憶。然而「史觀」一詞，如果真就一個傳統中國史學的角度來看，卻是一個非常「怪異」的存在。
二、「史觀」之後造
唐朝史家劉知幾在《史通》一書表示，史家應有三才：史識、史學、史才，清朝史家章學誠，則增加了「史德」。以上的「歷史性格」，針對的是史學家個人能力的要求，包含廣博的知識和文字紀錄的穿透力，以及書寫歷史的過程中，對於事件的公正與良心。但，這些傳統要求，似乎沒有「史觀」的論述。「史觀」這一名詞出現在中文世界，最具體的例證是1920年，李大釗北京大學演講《史學思想史》一課的首講。文中提到：
「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會，縱以觀之，則為歷史，橫以觀之，則為社會。……一切史的知識，都依他為事實，一切史學的研究，都以他為物件，一切史的紀錄，都為他所佔領。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紙，不是陳編，乃是亙過去、現在、未來、永世生存的人類全生命。對於此種歷史的解釋或概念，即此之所謂歷史觀，亦可云為一種的社會觀。」
接續著，李大釗又進一步陳述所謂歷史觀的性質：
「古昔的歷史觀，大抵宗於神道，歸於天命，而帶有宗教的氣味。當時的哲人，都以為人類的運命實為神所命定。國社的治亂興衰，人生的吉祥禍福，一遵神定的法則而行，天命而外，無所謂歷史的法則。……」
可以看到所謂的「史觀」，是指一種對於社會發展的認識，透過改朝換代、君王更迭的過程中，發現其中的規律性或是通則。要之，這樣的觀念，來自於18世紀以降，歐陸「歷史哲學」的背景。從黑格爾「絕對精神」，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皆是這一類的論述。英國史家湯恩比的十二冊巨作《歷史研究》，提出文明發展過程中的「挑戰與回應」，更是這一傳統的最後顛峰之作。但試圖透過過去的經驗推導出未來社會可能的走向，在經歷無數次的動亂與變革，今日的歷史學界以無人再進行這樣「預言式」的研究了。一如數位媒體「臺灣吧」在影片「傳說中的經濟奇蹟」最末提到：
「…經濟發展就好像是要爬一根萬用的階梯，我們只要認份的爬上去就好，不要想太多，不要懷疑，也不要抱怨。但事情真的是這樣的嗎？會不會階梯或許適合人家爬但不適合我們爬？會不會階梯爬上去卻發現什麼也沒有，而且還下不來了？又假設真的有這跟全球通用的階梯好了，台灣現在又是卡在哪一階，而下一步又要爬去哪裡呢？…」
這樣的提問，對照於過往的歷史認識，而進一步產生的國家發展的悲劇與慘劇，似乎也說明了這類「歷史研究」的缺失與不完整吧。
三、「史觀」之虛妄
而回頭重新檢視課綱調整之中，社會輿論所提出的「史觀」之說，不難發現，這和最原初的意義有其出入。輿論所稱之「史觀」，或許我們可以說是某種「歷史識見」的延伸，及首段所說，站在何種階級位置來詮釋過去的特色。一如梁任公在倡導中國新史學發展中，指出傳統史學的四大弊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是這一類「史觀」的問題所在。當然，今天釐清了輿論所陳之「史觀」和史學研究的「史觀」二者的出入，還是無法解決本次課程綱要的缺失。不論是「中國史觀」也好，「台灣史觀」也罷，歷史真正的目的，應當是「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求真、求事的書寫，更不應該因為階級位置的不同，而蓄意扭曲了史事發展的過程。今天，正反雙方對於課綱調整的爭論，直指這是「意識型態的政治鬥爭」，但，筆者更想說的是：在意識型態的爭奪之外，更重要的，應該是對於過去的那份「良心」的認識，一如文天祥所稱許的「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那樣無所畏懼的勇氣。
然而，反觀今天課綱調整之下，不論委員們是否為歷史學專業，有多少人，有這樣的勇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