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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因為分享了一篇大學老師感嘆高等教育錄取率過高,造成校園資源荒廢的問題。分享之後引起不少迴響,也讓身邊的一些同學憶起當年修課的血淚史(?)
一直想針對這個問題做點回應,只是想想,所謂高等教育問題在今天也是吵得沸沸揚揚,從無停歇過,清大機械系的彭明輝先生也多次討論,不才要是在這邊說三道四,也是自曝其短,所見也不見得有多高明。
那要回應什麼呢?今天去買東西的時候想到兩個故事,不見得和這位老師有相同的思維,不過可以給看到這段訊息的人一些參考:
故事一:在台大的老先生
這個故事是業師在我大一的那年說的,話說1976年業師到台大攻讀博士,修業期間修了一堂客座教授的課。頭一天上課,同學嬉鬧著等待上課,教室裡一片嘈雜。過一會,來了兩個人,一位,是歷史系第一屆的老學長鄭欽仁先生,另外一位是這堂課的授課老師。
只見老先生帶著一個「日式包袱」(要強調一下,就是有點像包便當的那種...),進了教室,先把包袱放上講台,然後站到講桌旁,「和班上同學鞠了個躬」,接著慢條斯理的打開包袱,拿出講義講課。
下課了,老先生又慢條斯理的收拾包袱,接著「和班上同學鞠了個躬」,表示下課。
業師後來說了:從那天起,這堂課的學生遠遠看到先生從走廊的那頭走來,全部都在教室立正等待,當先生和大家鞠躬時,班上同學也會和先生鞠躬
這位先生叫佐伯 富(さえき とみ),是日本研究中國制度史的有名學人。各位如果對中國的「鹽政」,或是宋代制度史有興趣的,可以找找佐伯先生的作品。
故事二:那個年代很混的大學生
寒假期間回到楊梅,一天和母親到家後方散步運動,前一日剛好又看到了22K討論的新聞,正好有一段「香蕉猴子狗吃屎」的論調,說台灣老闆發22K,那是做賤今天的大學生。當然也是因為今天台灣的大學生自己不成才,拿22K甚至是15K,都是應該的。
我突然想到,我身邊好像就有這麼一個人,於是散步途中我問我母親:妳覺得妳是不是渾渾噩噩的大學生?
母親不假思索的直接回應:是,可是你問這個幹嗎?
於是我接下去問了:那妳當年畢業之後,領的第一份薪水是多少?
母親說不上來,畢竟「當年年輕不懂事」,事隔多年,也忘的差不多了。糾纏問了一陣子,她還笑我:你這樣子提問,是想考察什麼?
當然我也把在網路上看到的那些討論說了,不過母親也不發一語,只說網路世界真真假假,最後,我自己先下了一個結論:
「是不是因為你後來當了『母親』,妳才開始堅強的?」
母親想了一下:「也許,是吧。」
這兩個故事看起來好像沒什麼關係,可是我覺得,這至少說到了兩件事(雖然說當事人今天都是50~60歲的年紀了....)
第一個是「尊重」,老實說這有點抽象,其實可以舉一個例子:「人必自侮而人後侮之」,很多老師被歸類為營養學分、或是一個班上有幾個(不敢說很多,畢竟我自己也沒認真到哪去)靠人混分數的人,我相信這些都不是好的高等教育要看到的。但如果說一個老師教學是這樣得過且過,或是一個學生在人際相處的態度是這樣因循苟且,那不只是大學錄取率破百所產生的其他弊病,這已經是整個社會普遍出現的病態現象了。
記得大一的時候,瑞秋姐姐(許慧琦老師)跟我們說過: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告訴你們,學術理論什麼的我覺得都不重要,但是我希望你們一定要記住一件事,就是「有禮貌」。
對他人有禮,更要對自己有禮。這不是傳統封建的壓迫,而是在一個法治社會裡面,調和社會運作的,更重要的潛意識指導。
第二個是「責任」,這是我覺得現今高等教育很欠缺的一個環節,也許是因為老師太過「仁慈」,加上有一些「考績壓力」,不敢對學生「太壞」。可是,一味的保護這些「已經成年的人」,會比較好嗎?
當然以我母親作為例子,並不是說要每個18、9歲的學生都要趕快為人父為人母,用另一個生命來給自己承擔什麼(而且真要這樣子的話...哪我們這些連另一半都還沒有譜的人怎麼辦...),學校教育應該給學生「負責」的態度,而且老師不應該有所妥協,學生也不應該抗議為什麼老師過於苛刻,現實的環境更是殘酷,在校園之中被當掉擋修,總比在外頭辭退三五次,或是打斷手腳來的好。
(雖然說我對很嚴格的老師的課程也是敬謝不敏...不過真必須要上的時候,我也不會逃避就是了)
現在全球的高等教育都出了問題:學生、財務、課程、社會關係...等等,當然,生活在蕞爾小島的我們,也應該從自己做起,改變這些東西。
以上
題外話:前兩天郭董說有個賣雞排的博士宋先生,今天看了報紙發現他的攤子就在台中,我們這些「大學生」的大夥是否應該去給宋先生捧個場?看看他的攤子在哪?
也許買點點心之於,還可以和他討論點學問也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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